张灏|“我也是神”――五四的吊诡
摘要:就五四以后的思想上发展而论,是有其危险性的。因为人一旦神化,可能出现几种趋势:就人的理想而言,人的神化很容易产生乌托邦的幻想,相信“人世的天堂”,指日可期,终而掀起政治狂热,造成政治宗教,可以祸国殃⺠,可以流毒环宇。乌托邦天堂的热望曾给20世纪带来多少大小政治悲剧! 就群体的人而言,人的神化会造成群体意志的绝对化,可以使独断精神泛滥成灾,千万人头落地!就个人的意志而言,英雄豪杰,在这种“神化”的醺迷之下, 会造成怎样的灾难?这种人的“神化”,当然是五四人本主义宗教的极端化。因为一般人常常忽略这极端化的危险性,故特别在此指出。五四的吊诡就在此!
“五四”是由几个思想内容不尽相同的运动所组成: 1915年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原名《青年》, 1916年改称《新青年》)所发起的思想文化改造运动;1917年由胡适与陈独秀所倡导的新文学运动;1919年5月4日由学生示威游行所引发的⺠族主义运动。“五四”毫无疑问是一个多层多面的运动,有其复杂性。
“五四”是受了⻄方近代启蒙运动极大的影响。因此,它的思想中一个很重要成份就是以启蒙运动为源头的理性主义。
张灏先生(1936-2022)
但不可忽略的是:五四思想也含有很强烈的浪漫主义。理性主义是强调理性的重要,浪漫主义却是讴歌情感的激越。
五四思想的一大特征就在于这两种趋向相反的思想,同时并存而互相纠缠、互相激荡,造成当时思想⻛云中最诡诵歧异的一面。
五四的理性主义是最显而易⻅的。因为五四自始至终强调发扬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基本目的,而科学方法就是表现人类理性的唯一方式。
胡适阐扬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与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陈独秀所推崇的欧洲19世纪的实证论及功利主义,以及《新潮杂志》上所介绍的新实证论都是反映这理性主义的趋向。
五四所谓的科学方法当然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的一套方法。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之下,五四认为这套方法不但可以用来了解社会人文现象,而且可以用以建立一个理性的人生与社会。
但比较起来,五四对科学理性的信心犹超过启蒙运动,因为⻄方启蒙运动思想里面尚有对科学理性主义一些批判性的认识。
借用⻙伯的名词,欧洲启蒙运动多多少少认识科学只能建立功效理性,而非价值理性,但五四则缺少这份批判的认识,相信科学既可建立功效理性,又可建立价值理性。它既是人类客观知识的保证,又是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绝对标准。
不但如此,五四的理性主义承袭着启蒙运动以来的趋势,对于人类的前途,抱持高度的乐观,认为随着理性的进展,人类可以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
这是一种乌托邦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五四的乌托邦精神,并不完全来自它的理性主义。另一个重要的来源是它的浪漫主义。
在五四的思想里,浪漫主义的比重,不下于理性主义。五四的知识分子面对着时代的动乱、⺠族的危亡和传统的失落,很容易变得情感激越、心潮汹涌,造成浪漫主义擎生的温床。
五四沿袭这份浪漫情怀而加以光大,造成一个情感奔放、热血沸腾的狂飘时代。陈独秀拒斥基督教的神学和制度,而礼赞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精神;李大钊歌颂青春、欢呼革命,都是激情和热爱的表现。
也可以说:理性主义已为浪漫主义所融摄,转成一种对理性的宗教信念。这是一种吊诡性的思想发展。
前面提到,理性主义本身已有造成高度的乐观倾向,加上浪漫主义的浸灌,乐观精神更形高张。其结果,五四变成一个乌托邦思想弥漫的时代。
例如,在李大钊的《青春》里面,从传统的“天人合一” 思想出发,再吸收了⻄方理性主义对精神力量的无限肯定,他相信:个人凭着元限的意志力,不但自己可以进人“无尽的青春”,而且整个⺠族、世界、宇宙都可进人无尽的青春。
是以这种理想主义精神与乌托邦的心态,李大钊迎接了苏俄的十月革命。他相信这场大革命使人类进入一个“新纪元”,使人类“复活更生”。
再如,郭沫若,在五四时代尚未完全皈依共产主义,是一个十足的浪漫主义文学家,1921年他发表了当时传诵一时的新诗集──《女神》,把五四由浪漫主义精神转化成的乌托邦思想,发挥无余。
他在这本诗集里唱出一个生命奋进的宇宙观,热情奔放的人生观,而归结到一个乌托邦主义的信念,旧的污浊的世界就要毁灭,在这段毁灭的灰烬上,一个新的光辉而温暖的世界就要涌现。这就是他的⻓诗《⻛凰涅架》的主旨。
在五四时代,怀疑精神是与理性主义结伴而来的。蒋梦麟形容五四当时是“问题符号满天⻜”,便是指这怀疑精神的散布。五四两员主将,胡适与陈独秀都是提倡怀疑精神最力的人。
胡适自称影响他的一生思想最大的两位思想家:一位是杜威;另一位就是欧洲19世纪以科学理性为基础,发扬怀疑精神的赫胥黎(Thomas Huxley)。
根据这种怀疑精神,他提出“评判的态度”,而认为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1919年冬天,五四运动正值高潮,他特别发表〈新思潮〉一文,来强调这“评判的态度”。他说:
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
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是这种“评判的态度”促使他整理国故,针眨传统思想,攻击各种宗教迷信;促使他劝当时人不要一窝蜂似地空谈各种主义而应该研究具体的问题。这个“评判的态度”经胡适的宣扬,在当时造成很大的影响。
陈独秀在这方面的影响,不下于胡适。《新青年》创办的初期,正值当时为孔教是否应由宪法规定为国教而展开了争辩,他曾写了好几篇文章极力抨击宗教。
他认为在现代的世界,一切宗教迷信和玄学幻想,都是偶像崇拜,应该清除。他在〈偶像破坏论〉一文中 曾有这样的话:
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所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照陈独秀看来,不但这种“神佛仙鬼”的迷信应该打破,就是“世界上男子所受的一切勋位荣典,和我们中国女子的节孝牌坊,也算是一种偶像”。甚至他认为“国家”这个观念也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也需要破坏。
明乎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五四是一个怀疑的时代,也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为什么郭沫若在他的诗集〈女神〉中说他既是一个偶像破坏者,又是一个偶像崇拜者。
五四的知识分子,是面对着双重的危机:一方面是政治秩序的危机,另一方面是“取向秩序”的危机。在这双重危机的压力之下,他们是急切地追求新的价值观和宇宙观,一言以蔽之,新的信仰。
就信仰的追求而论,五四的思想可以说是形形色色,纷然杂陈,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理想主义、⻢克思社会主义到自由主义。
这些信仰,内容虽是庞杂,却有两个共同的倾向:一 个就是前面的乌托邦主义;另一个,无以名之,名之曰:人本主义的“新宗教”。
胡适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也是一个服膺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的学者。但他的人道主义信仰却不是来自实验主义;因为后者只是教他如何思想和解决问题的一套方法,本身不含有,也无法贞定任何一组特定的价值信仰。
陈独秀在他变成⻢克思信徒以前,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他的人道主义也是带有很强的宗教性。他也谈“新宗教”。他在五四时期对基督教前后态度的改变很能反映这种宗教性。
宗白华在五四后期曾任新文学重镇──《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编辑,在五四文坛上也曾相当活跃。他当时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写了一首叫“信仰”的 小诗,很能传达五四的人道主义信仰的另一面:
红日出生时/我心中开了信仰之花:/我信仰太阳/如我的父/我信仰 月亮/如我的母!/我信仰众星/如我的兄弟!/我信仰万花/如我的姊妹 /我信仰流云/如我的友!/我信仰音乐/如我的爱/我信仰/一切都是神 /我信仰/我也是神!
最后这一句“我信仰我也是神”: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个精神的真我,这精神的真我就是神的寄生。
但是在五四当时的思想气氛之中这种含有超越意识的精神思想,却往往被理解为对“自然人”的光耀和神化。诚如周作人所说:“人的意志就是神”代表五四“新宗教”的另一重要特征。
我在前面讨论五四的浪漫主义时,已提到五四有“普罗米修斯”和“浮土德”的精神,强调人有元限向上奋进和追求的意志。就这一点而言,五四的浪漫精神不仅不与理性主义相抵触,反而相辅相成。
许多⻄方现代史家都曾指出:⻄方启蒙运动,鉴于近世科学的辉煌成就,对人类的理性产生元限的自信,因此相信:人的理性可以无尽的发挥,人定可以胜天,世界可以彻底改造。
总之,五四在⻄方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双重影响之下,对迷信神力和神权的传统文化,产生反动,因而强调回归人的自主性。但是这种“人化”的趋势走到极端,往往不自觉地流为人的神化的倾向。
前面提到胡适在五四以后就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们对于⻄洋近代文化的态度》,很能表现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中“人的神化”的精神趋向。
在这篇文章里,胡适首先指出⻄方文明不只是物质文明发达,而且精神文明也发达。更重要的是:⻄方近代的精神文明也有他所谓的“新宗教”。他说:
“这个新宗教的第一特色是他的理智化。近世文明仗着科学的武器,开辟了许多新世界,发现了无数新真理,征服了自然界的无数势力,叫电气赶⻋,叫‘以太'送信,真个作出种种动地掀天的大事业来。人类的能力的发展使他渐渐增加对于自己的信仰心,渐渐把向来信天安命的心理变成信任人类自己的心理。所以这个新宗教的第二特色是他的人化。”
他又说:
从前人类受自然的支配......现代的人便不同了。人的智力征服了自然的无数质力,上可以⻜行无碍,下可以潜到海底,远可以窥算星辰,近可以观察极微。这两双手一个大脑的动物-人-已成了世界的主人翁,他不能不尊重自己了。一个少年的革命诗人曾这样的歌唱:
我独自奋斗,
胜败我独自承当。
我用不着谁来放我自由
我用不着什么耶稣基督
妄想他能替我赎罪替我死。
这是现代人化的宗教,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们现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国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的乐园”,我们不妄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活泼健全的人。
我们不要妄想什么四禅定六神通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聪明智慧,可以战天缩地的人,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这是近世宗教的人化。
最后,胡适对⻄方近世文明曾作了这样的总结:“他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权,建立人化的宗教;抛弃了那不可知的天堂净土,努力建立‘人的乐园',‘人的天堂'。”
胡适是崇拜⻄方近代文明的,他对⻄方文化这一番阐释,不啻是反映了他个人的向往,同时也反映了五四思想的企向。很显然的,他所描述的“宗教的人化”,已有变成“人的神化”的趋势。
这种趋势,就五四以后的思想上发展而论,是有其危险性的。因为人一旦神化,可能出现几种趋势:就人的理想而言,人的神化很容易产生乌托邦的幻想,相信“人世的天堂”,指日可期,终而掀起政治狂热,造成政治宗教,可以祸国殃⺠!可以流毒环宇!
乌托邦天堂的热望曾给20世纪带来多少大小政治悲剧! 就群体的人而言,人的神化会造成群体意志的绝对化,可以使独断精神泛滥成灾,千万人头落地!就个人的意志而言,英雄豪杰,在这种“神化”的醺迷之下,会造成怎样的灾难?
这种人的“神化”,当然是五四人本主义宗教的极端化。因为一般人常常忽略这极端化的危险性,故特别在此指出。
不可忘记的是,同样的五四人本主义也产生了蒋梦麟所看到的“问题符号满天⻜”以及胡适所谓的“评判态度” 和怀疑精神,五四的吊诡就在此!
摘自:《开放时代》杂志1999年3、4月号,总第127期
作者简介:张灏(1937-2022.4.20),原籍安徽省滁县,著名文化学者。著有《幽暗意识与⺠主传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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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主:Eunice